全剧组都在忙这件事，却也只能让组里的医疗队先给他简单处理，随时看护。
大约等了一天半，一组共三架救援直升机出现在片场上空，打头的那一架还跳下一人，连皮鞋都没换，防风服的拉链口还卡了领带，黑着脸往营地深处祝炎棠的帐篷走，一群人迎上去，给他带路，都叫他“谢老板”。
很年轻，也很有当老板的样子，但没那么好看。
李白想，祝炎棠有救了。
又想，自己大概要赋闲一段时间。不过也不一定，祝炎棠的戏份暂停，还可以抓紧时间拍别人的镜头，自己要是成天没事干只会吃盒饭，八成也要过去帮忙。
谁知道他抱起双臂缩着脖子，刚准备往自己帐篷走就被人拉住，是祝炎棠的助理之一，那人叫他一块上直升机。
“祝先生说你放假了，”那人照着手机，稍显尴尬地念道，“可以去找你想见的人了。”
李白被直升机送到火车站，一路高反吐得稀里哗啦，十分新奇的经历。之后又回归普通，买了最近的慢车票，等了两天，来到攀枝花。去雷波他坐的是旅游大巴，那时正是阳春三月时，北京的春风呼吸起来应该像干燥的绒毛，巴山楚水这一路的积云和阴雨却能渗到肉里，直把人骨头冻成脆的，再用山路颠碎。在县城他考虑再三，比起上次赶时间包车然后一路都在担惊受怕，总觉得司机要趁语言不通把自己拐走卖器官，这次他最终选择慢悠悠地等待往返于各个乡镇之间的大巴。
的确够慢，三天过后，李白才找完第五和第六所中学，备忘本折角的那页只剩下一个方框还没画勾。
还真是这么不凑巧，要让他找到最后？
但如果杨剪真的在那里——第七所，青岗中学——再要他绕上一个月的远，李白也愿意。
唐僧那种有慧根有帮手的取经也得八十一难，他这才多少啊。
好在老天这回比较讲究诚信，当李白站在那扇简陋的校门口，他还未进去，就看到了“想见的人”。
杨剪穿着白衬衫，黑裤子，头发有点长了，被风吹得翘起来，正跟一群孩子一起踢一只小小的皮球。刚下过雨，球在土地上越滚越脏，孩子们男孩女孩都有，却是推推搡搡，不亦乐乎。踢了没一会儿又改打篮球，还是原先的那个皮球，已经旧得弹性不佳，小孩拍起来得用很大力气，杨剪让着他们，抱起瘦小的让他们玩扣篮，手和他们的一样，被染得黑黑的，白衬衫也被拍上很多孩子们的泥手印。
原先的竞技变成游戏，却好像更吸引人了一点。四周的校舍都静悄悄的，只有操场那一小块热闹，好像其他孩子也全都聚在这儿，围成一个大圈，欢呼，起哄，没来由地蹦蹦跳跳，孩子们就是这样，还有几个一同围观的大人，都笑眯眯的，大概都是老师，有一个穿夹克衫的驼背老头，一个盘着灰白头发带袖套的老妇，还有一个扎马尾穿毛衣裙的年轻女人。
杨剪也在笑，很开怀，个子高高的，还比以前更瘦了一点，在那一堆人中间，哪怕隔着人墙，李白也能清楚地把他框在眼里。
三年，四个月，五天，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到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，超过了一千二百个日子……每一天不是过去了，而是化成无事可记的白纸，叠在李白肩上，泡上胶水层层紧贴，早已密不透风。此时它们却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
李白抖抖肩膀就再也不剩。
这三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，等待，寻找，找不到时的烟灰和眼泪，好像都没存在过，没造成任何意义，也不必再提了。李白的眼睛只能看见杨剪了。
然而看了一会儿，李白就转身走了，那些欢笑在身后远去，好像没过多久，运动会就真的停了下来。他的手插在裤兜里，隔着牛仔料把大腿掐出了肿包，火辣辣地疼，却没办法提起自己的肌肉，再返回去，迈进校园半步。
仍有诅咒挡他。仍有名为“再也不见”的谶言。仍有那条不知是厌恶还是思念的河，不，那是一条江一片海吧！随时要淹没他，从漫过脚背开始。他还是无法望着杨剪并保持平静。
但他至少可以遵守自己的承诺，在来不及之前离开。
大巴要到晚八点才有一班，只是等待的那段时间比较难熬罢了。李白蹲在车站角落，脚下踩着湿泥，伞缘滴着雨水，行李只有小小一包，他变成一只蘑菇。阴暗潮湿才适合他，不敢站出去，他怕杨剪会找来，但事实上是没有，雨越下越大，连等车的都只有他一个，这似乎让他感觉好了不少。
杨剪还活着，好像还很快乐，终于被他找到了，他也如愿以偿地看了几眼。好多眼。没有造成任何尴尬与不愉快。
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？
李白坐车去了成都，在最大的商场里购物，攒了五个箱子。在收到通知回往剧组前，他把它们一并寄了出去。先前在青岗中学门口看到了义务教育宣传单，红字标语写着“今天辍学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困难户”，单子左下角有联系电话，抬头是“杨老师”，李白没有拍，而是把那张纸直接撕了下来。
在邮局他照着它填写完毕，又跟宝贝似的夹回本子里。
“一定要送到啊，尤其这个，千万不能丢了，”他拍了拍放在最上层的小纸箱，冲工作人员笑，“谢谢您了。”
复工之后李白没跟祝炎棠提起过这一趟的经历，因为他知道这必然会遭到
大约等了一天半，一组共三架救援直升机出现在片场上空，打头的那一架还跳下一人，连皮鞋都没换，防风服的拉链口还卡了领带，黑着脸往营地深处祝炎棠的帐篷走，一群人迎上去，给他带路，都叫他“谢老板”。
很年轻，也很有当老板的样子，但没那么好看。
李白想，祝炎棠有救了。
又想，自己大概要赋闲一段时间。不过也不一定，祝炎棠的戏份暂停，还可以抓紧时间拍别人的镜头，自己要是成天没事干只会吃盒饭，八成也要过去帮忙。
谁知道他抱起双臂缩着脖子，刚准备往自己帐篷走就被人拉住，是祝炎棠的助理之一，那人叫他一块上直升机。
“祝先生说你放假了，”那人照着手机，稍显尴尬地念道，“可以去找你想见的人了。”
李白被直升机送到火车站，一路高反吐得稀里哗啦，十分新奇的经历。之后又回归普通，买了最近的慢车票，等了两天，来到攀枝花。去雷波他坐的是旅游大巴，那时正是阳春三月时，北京的春风呼吸起来应该像干燥的绒毛，巴山楚水这一路的积云和阴雨却能渗到肉里，直把人骨头冻成脆的，再用山路颠碎。在县城他考虑再三，比起上次赶时间包车然后一路都在担惊受怕，总觉得司机要趁语言不通把自己拐走卖器官，这次他最终选择慢悠悠地等待往返于各个乡镇之间的大巴。
的确够慢，三天过后，李白才找完第五和第六所中学，备忘本折角的那页只剩下一个方框还没画勾。
还真是这么不凑巧，要让他找到最后？
但如果杨剪真的在那里——第七所，青岗中学——再要他绕上一个月的远，李白也愿意。
唐僧那种有慧根有帮手的取经也得八十一难，他这才多少啊。
好在老天这回比较讲究诚信，当李白站在那扇简陋的校门口，他还未进去，就看到了“想见的人”。
杨剪穿着白衬衫，黑裤子，头发有点长了，被风吹得翘起来，正跟一群孩子一起踢一只小小的皮球。刚下过雨，球在土地上越滚越脏，孩子们男孩女孩都有，却是推推搡搡，不亦乐乎。踢了没一会儿又改打篮球，还是原先的那个皮球，已经旧得弹性不佳，小孩拍起来得用很大力气，杨剪让着他们，抱起瘦小的让他们玩扣篮，手和他们的一样，被染得黑黑的，白衬衫也被拍上很多孩子们的泥手印。
原先的竞技变成游戏，却好像更吸引人了一点。四周的校舍都静悄悄的，只有操场那一小块热闹，好像其他孩子也全都聚在这儿，围成一个大圈，欢呼，起哄，没来由地蹦蹦跳跳，孩子们就是这样，还有几个一同围观的大人，都笑眯眯的，大概都是老师，有一个穿夹克衫的驼背老头，一个盘着灰白头发带袖套的老妇，还有一个扎马尾穿毛衣裙的年轻女人。
杨剪也在笑，很开怀，个子高高的，还比以前更瘦了一点，在那一堆人中间，哪怕隔着人墙，李白也能清楚地把他框在眼里。
三年，四个月，五天，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到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，超过了一千二百个日子……每一天不是过去了，而是化成无事可记的白纸，叠在李白肩上，泡上胶水层层紧贴，早已密不透风。此时它们却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
李白抖抖肩膀就再也不剩。
这三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，等待，寻找，找不到时的烟灰和眼泪，好像都没存在过，没造成任何意义，也不必再提了。李白的眼睛只能看见杨剪了。
然而看了一会儿，李白就转身走了，那些欢笑在身后远去，好像没过多久，运动会就真的停了下来。他的手插在裤兜里，隔着牛仔料把大腿掐出了肿包，火辣辣地疼，却没办法提起自己的肌肉，再返回去，迈进校园半步。
仍有诅咒挡他。仍有名为“再也不见”的谶言。仍有那条不知是厌恶还是思念的河，不，那是一条江一片海吧！随时要淹没他，从漫过脚背开始。他还是无法望着杨剪并保持平静。
但他至少可以遵守自己的承诺，在来不及之前离开。
大巴要到晚八点才有一班，只是等待的那段时间比较难熬罢了。李白蹲在车站角落，脚下踩着湿泥，伞缘滴着雨水，行李只有小小一包，他变成一只蘑菇。阴暗潮湿才适合他，不敢站出去，他怕杨剪会找来，但事实上是没有，雨越下越大，连等车的都只有他一个，这似乎让他感觉好了不少。
杨剪还活着，好像还很快乐，终于被他找到了，他也如愿以偿地看了几眼。好多眼。没有造成任何尴尬与不愉快。
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？
李白坐车去了成都，在最大的商场里购物，攒了五个箱子。在收到通知回往剧组前，他把它们一并寄了出去。先前在青岗中学门口看到了义务教育宣传单，红字标语写着“今天辍学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困难户”，单子左下角有联系电话，抬头是“杨老师”，李白没有拍，而是把那张纸直接撕了下来。
在邮局他照着它填写完毕，又跟宝贝似的夹回本子里。
“一定要送到啊，尤其这个，千万不能丢了，”他拍了拍放在最上层的小纸箱，冲工作人员笑，“谢谢您了。”
复工之后李白没跟祝炎棠提起过这一趟的经历，因为他知道这必然会遭到